1900年1月，《中国日报》在香港正式创刊。
或者扩展法官培训的含义，使其包含与大学普通法律教育相衔接的职前训练的内容。法官是一种需要优秀的执业律师或法律职业者出任的职业（有一种说法认为，最优秀的法律人才往往不能做法官，因为他们往往有怪癖、自以为是、不合群，法官需要比较平庸之辈）。
在目前司法保障缺乏的情况下，法官收入不多、压力不小。也可以在广泛的意义上，指各种法律职业所共同具有的一种身份资格，即法律家。在裁判中要有运用常识和创造性智慧的能力。从德国、日本、法国、美国等一些国家的情况看，法律家的养成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同时还有许多细节做法上的差别。这就是职业、素质和教育这三者之间在逻辑上的基本关联。
它所遵循的不只是赚钱的要求，也不以赚钱多少来衡量、评价职业成就的高低。从法院、检察院方面看，造成断层的直接原因是：留不住——司法官流失。三、中国的社会转型与法律体系建设的检讨 随着2010年的临近，在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构建方面，人们按照门类齐全、结构严谨、内部和谐和体例科学的一般要求，在回顾体系建设成就的同时，热衷谈论的问题是中国的立法还存在什么明显的空白需要加紧填补，已经制定的法律还存在什么明显的缺陷需要予以修改完善。
我们不要在立法数量上搞攀比，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立法质量上。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600余件。法律部门分支的内容被划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作为法律规范的集合形态的各种法律。中国实行的是统一而又多层级的立法体制，所谓统一，就是所有法律规范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国家立法权统一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
所有这些条约，都对中国国内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上面的解释看，立法机关关于法律规范范围的用语具有多重含义，除了与法律的形式渊源的概念形成对应外，还与法律效力的位阶或等级体系相呼应。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主要指自治州和自治县人大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自治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属于地方性法规层次）。因此，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要求，如果说法律在整体上或体系上仅仅是国家的，是一种出自国家或政府的正式规范，就会造成法律对社会自治和社会个体自主的封闭。法学理论上普遍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的国家意志，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其目的在于维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从立法当局对法律体系建设的历史背景的认识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它所宣示的邓小平的民主法制思想，构成了谈论当代中国特色法律体系建设话题需要着重强调的起始性事件。
地方性法规包括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省会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及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规。这样一种简约的技术风格，虽然规避了在国际法效力、国际法的法律属性、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但也造成了在法律体系构建上对国际法问题的遮蔽。从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现状和要求出发，联系中国政府尤其是立法当局在法律体系构建上的认识和实践，尤其是上文概括的四个方面的技术特征——理性主义的建构思路、国家主义色彩、立法中心－行政辅助的运作模式和简约主义风格，我认为迄今为止的法律体系建设在总体上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作出反思。由于各种原因，在历史上，甚至直到今天，法治理论和实践中的体系化思路（如法典编纂等）一直被怀疑和抵制。
而这与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国家（除去前苏联）的景象明显不同，既不同于普通法系国家，也有别于大陆法系国家。（5）有关自然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方面的法律，包括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矿产资源法等。
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构建是整个社会法治工程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达到有法可依，为推行和实现法治、形成社会的法治秩序创造前提，而要做到这一点，也许就不能局限于国家或政府的范围看问题。这在法律体系构建的技术表述上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欠。
乍一看来，中国立法当局在因循的意义上将法律体系化约为法律规范的统一整体，但稍加分析就会发现，立法当局并没有在微观、内在视角的意义上运用法律规范一词，因为：其一，立足于法律体系建构的目的，法律规范或者被指认为规范性法律文件，或者被指认为法律部门，而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法律规范个体在集合意义上的存在，而不触及法律规范个体或法律规范自身。二是法律规范在法律部门意义上如何进行分类。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在中国立法当局的观念中，法律体系的基本构建单元是法律规范的集合，而非法律规范。因此，从法律调整和法秩序形成的原理来说，在社会生活关系生成之前，法律调整无从谈起。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以及它们所体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为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构建展示了复杂的背景，同时也在总体上影响了法律秩序的重构，影响了作为其中重要内容和环节的法律体系的构建实践。经过20多年的努力，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立法当局也采用了从结构形式方面制定标准的做法，并按照对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简明定义，认为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标志是：第一，涵盖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或法律门类)应当齐全。具体来说，在文献资料上，本文将删繁就简，聚焦于源自中国政府领导人或权威决策者的文献资料，尤其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实践主要担纲者——立法机关方面的文献资料，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立法机关其他一些领导人关于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论述。
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给社会松绑，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培育社会自治，促进个体自主，养成私法秩序，已经使中国社会从总体上形成了从国家一统到国家和社会二元构造的发展格局。为什么在法律部门的划分上不能体现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分类，为什么在国内法划分上不能体现香港法、澳门法以及以后可能出现的台湾法的特殊地位，为什么诸如环境法、劳动法、科技法、社会保障法、人权法等不是或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主要依据法律调整对象兼及法律调整方法的法律部门划分到底是以及在什么程度上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我们对法律体系化或系统化的认识和实践。
即使与大陆法传统各国的情况相比也有明显差别。法治国家所涉及的法律体系构建是一项极其宏大的社会现代化工程，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要完成这样一项复杂而庞大的任务，使得拟议建成的法律体系不仅在数量上足够的多，实现对应由法律调整的社会生活关系的充分覆盖，而且在法律体系构成上实现有机整合，符合系统性要求，可以说，在基本思路上的理性主义建构态度而非经验主义的自然形成态度的选择也是一种宿命，势所必然，别无选择。
与此相对应，社会生活秩序——如果社会实行法治则为法治秩序——建立所要求的规则系统，也可以区分为政府或国家规则和非政府或非国家规则。另外，尽管在认识上法律被认为是国家制定和国家认可的结果，但相对于国家制定的概念，国家认可迄今基本上还处于一种概念的空置状态，其含义并不清晰。如果考虑到社会成员个体以及各种非组织化的人群集合，社会生活秩序或法治秩序的形成除了依赖上述政府或非政府性质的规则外，我们可能还应该把个人之间订立的各种协议或契约、人群中的各种风俗习惯等也纳入思考的范围。一旦引入这样的考量维度，中国立法在起步阶段以克服政治领袖人物恣意妄为、使社会生活有所规矩为目的的有法努力，就提升为建构以完备为特征的法律体系的要求，即立法领导人所说的建立起符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比较科学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因此，在中国法律体系的构建中，大致看来，法律规范是基本的构建元素，法律部门则是法律体系的直接构件或组件，是法律规范有序整合为法律体系的桥梁。3、 从有法可依到法律完备：法律体系构建的目的要求 法治所讲的有法可依从来不是有或无意义上简单的有法可依，而是有良法可依，依良法而治，从而必然在有法的问题上引入数量和质量的考量维度。
文章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法律体系认识和实践上的主要技术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即理性主义的建构思路、国家主义色彩、立法中心－行政配合的运作模式，以及简约主义的风格，认为这些特征在集合意义上铸就了当下中国在法律体系建设上的某种封闭性质。在中国，有权立法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的范围，具体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及国务院批准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各部委，省级政府和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及国务院批准较大市的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
首先，尽管宪法规定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现实生活中最显著的角色则是最高立法机关。在我看来，中国的社会转型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延续，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情况看，总体上表现为社会组织在结构和功能上不断分化的过程。
从技术上说，这与许多普通法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截然不同，在体系化追求的力度上也有别于许多法典化的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包含了法律科学完备的要求，在立法当局看来，它不仅是指形式意义上的数量充足、结构完整，而且更指向在实质意义上对当今中国社会特点和需要的回应。（2）有关规范市场秩序和竞争规则方面的法律，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投资基金法等。对此，立法当局、政府领导人和研究者不时有不同版本的统计数字公布，出入较大。
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但需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批准，批准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按照1984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的界定：法律体系是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
列入规划的立法项目共76件，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各个法律部门。五个方面的特征作为一个整体，充分表明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其他国家的法律体系有本质的不同。
应该说，对立法的高度关注使中国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取得了丰硕的立法成就，但是，将法律体系构建的整个重心置于立法环节的操作模式，在现实中也很大程度上阻隔了法律与社会生活的及时有效对接，影响了法律体系作为社会法治秩序建立的前提所应该具有的自足自洽的弥散机制的形成。比较法学者的研究表明：英国的法律技术热衷于精细而现实地探究生活问题，并倾向于在具体的历史关系中处理这些问题，而不是系统或抽象地思考它们。